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追忆1950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因为与会者至今尚健在的越来越少了。日前看到《中华读书报》上谈家桢先生著《基因的萦梦》出版的消息，购得一读，发现谈先生对这次会议也记忆犹新。
先把谈先生的原文抄录于下。
1950年，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H．N．努日金来华，不遗余力地宣传所谓的“米丘林——李森科主义”，前后作了76次演讲，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者达10多万人。努日金到达上海后，指名要和我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于是，我从杭州赶往上海，与这位李森科手下的得力干将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讨论”。最后，他以“立场”“世界观”等大帽子来压服我，不了了之。（第71－72页）
在卷首由该书编者赵功民写的长篇“代序”中还提到努日金对谈先生说的三句话：“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要谈先生“背叛资产阶级立场，学习新遗传学理论——米丘林生物学”。谈先生答：“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些，显然是谈先生在近半个世纪以后讲给赵功民听的。（第12－13页）
很明显，上面的对话都是谈先生和努日金在面对面时进行的，而不是在会场上进行的。我想介绍一下会场上的情况。
那时我在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求学。家兄高沛之在浙江大学谈家桢先生处读遗传学研究生。从1948年起，家兄每次回上海家中，常与我同卧一榻、彻夜长谈苏联的遗传学问题。李森科那些“冬小麦春化”的“论文”以及其他著作，包括那本《遗传及其变异》的小册子，他在1949年前已全部读过。在向我介绍时，详细地分析了李森科的哪些实验结果完全可以用孟德尔遗传原理加以解释，哪些实验结果不能重复、不可信。对李森科的那套“理论”，他认为根本不是科学，并且引用一位我们俩都很尊重的英国遗传学家（英国共产党党员）的话说：“与李森科讨论遗传学，犹如与一个不会加减乘除的文盲讨论微积分。”对杰出的苏联遗传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的被迫害致死，我们也都很惋惜和不解。
1949年年底，李森科的那套开始引起中国生命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过，不管政治态度如何，大多数人都持怀疑态度。当时在复旦大学园艺系求学、后任上海市园林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吴振千学长就曾对我说：“米丘林的工作同美国植物育种学家伯班克非常相似。他们都没有提出过什么遗传理论。李森科是把毫不相干的米丘林捧出来做招牌。”有趣的是，1999年我们在上海重逢，他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50年前的话。
这就是1950年那次会议所处的时代背景。
当努日金在北京大肆活动时，我接到家兄从杭州来信，说努日金的下一站是上海，到时候他将随谈先生到上海来。果然，几天后系里就通知我们到市内听努日金演讲。我在校车上见到植物学家王志稼先生，他是家兄在沪江大学求学时的老师。我告诉他高沛之已随谈先生到上海参加会议。他说：“好。努日金正要找谈先生讨论哩！”可见，努日金为了要见谈先生，早就大造舆论了。
这里要插叙一下努日金何许人也。一般人只知道他是李森科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其实，他是改换了门庭才取得这个地位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摩尔根的几位著名助手都从美国去做过遗传学研究。努日金就跟随穆勒做过实验。论辈份，他也可以算是摩尔根的徒孙。要说李森科连加减乘除都不会，他可是一个连微积分都会的行家里手。不过，他慑于李森科的淫威，已经弃“暗”投“明”了。
复旦大学的师生赶到会场，前面几排已经坐满。我坐在后排，还没有找到家兄坐在何处，努日金的演讲就开始了。那天是戈宝权先生担任翻译。主席台上坐着三个人：努日金，戈先生和谈先生。台下听众约近50人。
努日金的演讲还是那一套，充满了政治口号，实验工作讲来讲去还是冬小麦春化那几个实验。演讲结束按惯例展开讨论。戈先生接到台下递上去的一张字条，念了一半就说：“这是哪位的条子？我对专业术语不熟悉，您能自己用俄语讲吗？”这时站起一个人，我看到原来是家兄。家兄用俄语直接对实验工作提出质疑。哪一次实验为什么重复不出来？哪一次实验明明有另外一种结果，为什么在讨论时不予理睬？哪一次实验为什么不交代必须交代的条件？哪一次实验为什么不用现成的遗传学理论加以解释？……。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努日金不知所措。他始终抵赖，说并没有那样一个实验，或者说并没有那样一种结果。家兄引用他们自己发表的论文逐一驳斥。努日金只好使出第二手——搪塞，答非所问，文不对题。这时的会场上，台下的家兄真可以用“脸红脖子粗”来形容；台上的努日金已显露出狼狈不堪；戈先生是断断续续地用中文向大家翻译他们两人的对话；谈先生则是得意洋洋地露出他那灿烂的微笑。最后还是努日金会耍无赖，他大喊一句口号：“我们不是不要细胞核！我们是要把细胞核从摩尔根手中抢过来！”落荒而走。
像《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那样打上门来的努日金与一位中国青年学子间的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就这样在“教师爷”的色厉内荏中结束了。
可是，李森科伪科学对中国遗传学的摧残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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